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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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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奋斗者的精神感召任正非的家国观念
《我的父亲母亲》是任正非的长篇回忆文章，这种情感真挚而浓烈的纪念文章，袒露着任正非的内心世界，用它来解读任正非本人的精神向度，可能比其他任何讲话与座谈会纪要更有说服力。
任正非是这样介绍他的父母的：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这里，任正非没有使用更为确切的“中学校长”的职位来指称父亲，而是冠之于“乡村教育家”;对于母亲，则称之为“园丁”。由此可见，他是颇以父母的教师出身为傲的。因此，在这样贫苦的家庭生活里，任正非内心还留有这样一种让他感到可称尊贵的基因。接下来，他简介了他父亲这名“乡村教育家”的经历——
爸爸穿着土改工作队的棉衣，随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同进入贵州少数民族山区去筹建一所民族中学。一头扎进去就是几十年……
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爸爸在北京上大学期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参加学生运动，进行抗日演讲，反对侵华的田中奏章，还参加过共青团。由于爷爷、奶奶相继病逝，爸爸差一年没有读完大学，辍学回家。时日，正值国共合作开始，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父亲在同乡会的介绍下，到广州一个同乡当厂长的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员。由于战争的逼近，工厂又迁到广西融水，后又迁到贵州桐梓。在广西融水期间，爸爸与几个朋友在业余时间，开了一个生活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后来这个读书会中有几十人走上了革命前线，有相当多的人解放后成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融水重写党史时，还把爸爸邀请过去。
这段文字，任正非把父亲早年经历描述得非常清楚，彰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形象。这一番描述，既有为其父亲在之后的“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叫屈，同时也表明了任正非对于父亲这段抗日救国的经历深感为荣，如同他对父母身为教师而感到光荣一样。
父母的教师身份，培养了他对教育的重视，华为发展后的社会捐赠活动，很大部分是面向教育领域的。但更加重要的是，父母的优秀也让他对自己的人生不甘于平庸。文章讲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文革武斗时期，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半夜才见到了父母，第二天清晨临走之时，父亲脱下脚上的旧皮鞋交给了他，嘱咐他要学习知识，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证明了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潮Ф愿改傅慕景梁臀屡?，任正非文革武斗正酣之时，埋头于学习。他不仅学习实用的数学和外语，还学习了帮助他思索人生的哲学、逻辑学。
任正非是家中老大，在兄弟姐妹众多的家庭里，长兄如父的概念甚于一般家庭。作为长子，任正非需要为父母分担家庭压力，照顾更为幼小的弟妹，这种深深的责任感，是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教育给予任正非的精神品质。文章里还提到，在三年困难时期，任正非一家九口人全靠父母的工资生活，生活十分拮据，而在他将要上大学时，母亲却给了他两件衬衣，这让他心里想哭，“因为，我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这种长兄的心态在文章的其他故事里也有流露。任正非说，高考前三个月，为了让他能安心复习功课，不至于饿到肚子，他的母亲早上总会悄悄塞给他一个小小的玉米饼，“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起了巨大的功劳”。但“这个小小的玉米饼，是从父、母与弟妹的口中抠出来的，我无以报答他们”。
饥饿年代的艰苦生活，在痛苦中，也会给人带来十分充盈的回忆。没有粮食，任正非全家人到处找吃的，上山采红刺果，或是“采几颗蓖麻子炒一下当花生吃”，穷想办法。但是最温馨的记忆，还是全家围坐一起煮南瓜，“没有专用的厨房，而是卧室床前的地上，挖一个坑，作一个地炉，又做饭，又取暖，大家围在一起，吃南瓜，和和融融”。这种艰难的环境，使家庭成员之间的心灵联系变得更加紧密。1982年，任正非出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合影被其父亲做成大大的镜框，悬挂墙上，“全家都引以自豪”。
对家人深深的责任，让任正非在人生无路的时候创办了华为，他需要通过事业的成功来改善家人的生活。而这种奉献家庭的使命感也内化为他的管理思想的一部分，在经营华为的时候，他也总是以实现家人幸福的口号来激励员工，并以家庭观念和伦理来作为上下级沟通、后勤保障的原则。比如说，他要求艰苦地区一定要把食堂搞好一点，要把餐厅布置得像个家，“餐厅干净一些，空调、灯光舒适一些，桌子擦得干净一些，放上一束野花，实在没有花，也可以放一团白菜花、萝卜花”。他还明确要求，前去非洲探亲的华为家属，一定要请她们去马赛马拉，“要把公司每年补助的三套机票用完”。他更要求上级要对属下员工有爱惜之心，“古往今来凡能打仗的部队，无一例外，都是长官爱惜士兵，不然就不会有士为知己者死”。
不过，家庭观念毕竟是一个小的概念，在数量大于家庭的企业集体里出现公私矛盾，反而有导致腐败的危险。因此，对于更大团队的建设，无疑需要用更为宏阔的目标和更为深远的使命来号召，对家庭的责任因此很自然地进化到了对国家民族的责任上来，这就形成了《华为基本法》里阐述的华为的社会责任：华为人需要“为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不懈努力”。先“大家”再“小家”，呈现了一种先后次序之分。
当我们把目光回溯到华为早期的发展历程，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激情的真实涌动。任正非无论是在用于内部宣传的讲话、文章之中，还是在对外接受的采访、座谈之时，都有大量的相关叙述，比如1995年年底，任正非在与“863”工程及国家科委的领导、专家座谈时表示，华为的企业文化建立在国家文化的基础上，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司为基调，企业要靠信仰留人。
回到《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在文章最后，任正非十分痛心地自语道：“回顾我自己已走过的历史，扪心自问，我一生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事业与员工，无愧于朋友，唯一有愧的是对不起父母。”这几行叙述，虽然是以浓烈的笔墨表达了对父母的不舍和愧疚，但同时也在字里行间折射了他的价值取向：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认为个人的价值，就是要对家庭、事业以及国家都承担起重要的责任。 “振兴通信，中华有为”
这种家国情怀，其实也是任正非这个年代人所具有的普遍特征。作为一个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企业家，任正非的成长阶段中，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教育。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要求人们更加关心抽象、宏伟的集体性目标的实现，而非个人的具体愿望的满足，要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建立在集体性目标的完成上。与此同时，经历了国家贫弱的年代，在那改革开放激流奔涌之际，振兴民族的激情很容易落实为经济建设上的奋斗精神。吴敬琏的一段话可以大概描述这种心态，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分责任和担当。”
通过持续的企业文化运作，任正非个人的这种家国情怀也不断凝聚为公司的重要文化理念。强烈的民族情感，尤其成为早期华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1993年7月1日，时任广东省省长的朱森林在为华为题词时，写下的是“振兴通信，中华有为——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赞”，把“华为”二字的定义解释得非常清楚?；獯实窃卦谀诓勘ㄖ健痘恕飞?，显然是认可这一解释的。
文章摘抄于：《华为哲学概论 》作者：楼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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